《条例》第6、9条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必须首先经过其所在行业、学科或业务范围内的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然后再向作为登记管理机关的各级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再回头看李彦宏所说的中国用户很多时候愿意用隐私来换便捷服务，与其说是用隐私换取便捷服务，还不如说是用个人信息换取服务。换句话说，隐私权在很多时候成为了个人对抗政府的一项权利，这是与其它国家所不同的。
根据您的兴趣（其中包括您在 YouTube 上进行过的搜索或观看过的视频之类的内容）向您投放广告。就像在2014年的Riley v. California中罗伯茨大法官所指出的那样，授予警察自由查阅智能手机的权力会将个人完全暴露在政府面前，并且这种暴露的程度相较于对住宅的彻底搜索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在他的讲话中还提到了隐私与信息安全之间的平衡，我们需要在保障用户信息安全和运用用户数据为之提供更好服务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商业价值其实是建立在给用户提供更好服务的基础上，比如说在google用户协议中解释了它为什么要处理用户的各种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当您在 Google 地图上搜索某家餐馆或在 YouTube 上观看某个视频时，我们会处理与该活动相关的信息（其中包括您观看的视频、设备 ID、IP 地址、Cookie 数据和位置之类的信息），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的服务提供更实用、更合乎需求的内容，例如更相关的搜索结果。当然，这一切都要遵循一定原则，要在保障用户数据权益的基础上，用这些数据让所有人受益。
否则法律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呢？ 何为公民个人信息？2017年5月9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四 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被恶意使用会放大信息泄露的风险，因此用户对来自商业机构使用的授权都保持格外警惕。因此，如何界定尚处在期待权阶段的民事权利的客体，的确非常棘手，因为这些民事权利的直接目的不在于现实基础，而是为了取得目标权利，所以自身所发挥的作用就是衔接民事权利之间的关系。
此种现象早已被学者意识到：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有体物和‘无体物的分类实际上只具有体系说明的价值，它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技术意义。[2]梅夏英：《民法权利客体制度的体系价值及当代反思》，《法学家》2016年第6期，第29页。如果以先民事权利为民事客体，则会造成其与后民事权利的客体重叠。对抽象权利类型的客体研究不符合现代的权利思维，因为它本质上是物化思维的结果，这一点从萨维尼引用康德的论述建立潘德克顿民法典体系，便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拉伦茨的多层民事客体理论同样存在问题。(2)别人去履行一种特殊行为的自由意志。
(二)体系衔接作用的表现形式 一元化客体理论的目的十分明确，即寻找民事权利的现实基础，试图达到民事权利与现实基础一一对应的理论效果，然而它忽视了权利基础和权利目的之间的差别，前者是民事权利产生的前提，后者是民事权利实现的结果，民事客体的存在意义显然应当体现为权利基础。[5]因此，无体物概念的存在是为了完成民法的体系化构建，即处理民事权利之间的体系关系，所以无体物概念的客体意义不同于有体物所体现的现实基础。权利思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颁布实施意味着我国民法典编纂将采用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学说汇纂体系，而其中第五章延续了《民法通则》的立法传统，规定民事权利而非民事客体。[9]遗憾的是，从体系发生层面上讲，五编制的体系形式恰恰成为民事客体理论脱节于体系语境的重要原因。
既然权利思维在有体物上抽象出所有权，那么有体物作为民事客体的作用和意义便不在于民事主体，而应当指向所有权本身。如果权利思维在有体物之上抽象出所有权，有体物成为所有权的客体，那么权利思维在无体物之上抽象出债权、用益物权、继承权等民事权利后，应该作为民事权利客体的无体物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民事客体理论摆脱语境困境的关键，却一直被人忽略，因为人与物对立的物化思维惯性地把民事客体牢牢锁定在有体物与所有权的关系模式之上，从而掩盖了在物化思维转向权利思维的过程中民事客体理论的语境问题。由有体物、行为、智力成果等组成的客体理论是概念演绎体系的前提，但只能解决形式体系的概念表述问题，不能真正解释众多民事权利之间的体系关系问题，民法体系语境决定了民事客体理论，而非传统理论所认为的民事客体理论是民法体系化的工具。其次，在抽象概念演绎体系的背后，隐藏着分析具体民事权利的路径。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页。[7][澳]彼得·德霍斯：《知识财产法哲学》，周林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9页。
法国民法典采用权利思维，尽管仍然存在无形财产的概念，但是具有技术意义的现代所有权概念已经成为民法体系的核心，形成了人、财产及所有权的各种限制、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的体系结构。[7] 如果把有体物和无体物的区分视为现代民事客体理论的滥觞，那么民事客体理论与民法体系的关系跃然纸上。
[4]然而，这种说法有些流于表面，因为自相矛盾的无体物概念同样不符合物化思维，毕竟债、用益和遗产继承等民事权利不同于有体物。传统民法理论对民事客体的争议很大，学说五花八门，甚至名称的采用都未统一，比如标的、对象、客体等等，而对于作为主体性前提的民事权利概念，各种理论皆保持沉默，或者说忽略了对民事客体的主体问题反思，这是民事客体理论研究脱离民事体系语境的表现。有意思的是，前者未受到太多的质疑，而后者的权利性质却被不断地讨论，甚至被认为不能融入民法体系之中。以民事客体作为标准区分民事权利，貌似同样以民法体系为理论语境，但是这种民事客体理论实际上仅仅通过现实世界完成客体界定，因此民法体系语境被破坏殆尽。这种客体类型的存在是必要的，这是由民法体系的理论语境决定的。在体系形式上，德国民法典固然体现了高超的立法技术，与法国民法典以人法和物法为核心的体系相比，权利概念从具体制度发展到体系形式层面，体系结构直接以民事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民法典总则以民事权利的要素为体系线索，民法典分则以典型的民事权利为体系基础，尤其是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将权利与责任的关系引入民法典分则之中，《民法通则》所包含的分则部分尽管条文数量较少，但却着眼于构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人身权四大民事权利体系，并构建以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为基础区分的统一民事责任体系，体现出了对民法分则体系构建的宏观理念。
三、民法体系中民事客体的衔接作用 学说汇纂体系由法学阶梯体系演变而来，盖尤斯对有体物和无体物的区分，经过权利思维被改造成为现代民事权利形态。也就没有必要再设专章规定民事权利客体。
[11]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9]王竹：《批发抑或零售——?民法总则?的编纂定位与内容评析》，《当代法学》2018年第1期，第70页。
[2]从罗马法到现代民法，民事客体理论始终需要在民法体系的语境下理解，而物化思维自始至终没有占据民事客体理论的主导地位，寻找民事权利的现实基础从来不是民事客体理论的主要目的，更多的民事权利在民法体系中完成客体意义的发现，即其意义存在于它们与其他民事权利的体系关系之中。虽然民事客体被公认为民事权利的基础，但基础的具体表现不甚清楚，甚至出现了民事客体理论的一元化现象，即采用还原方法把民事客体统一界定为物、行为、利益或者社会关系等等。
用益物权的客体是所有权，有体物是用益物权所欲实现的目的，而不是权利产生的基础。[3][古罗马]盖尤斯：《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中文关键词】 民法体系。根据拉伦茨的论述，民事客体包括物和民事权利两部分，物在民事权利和现实世界之间起到衔接作用，而民事权利在具有衍生关系的民事权利之间起到衔接作用
《民法总则》规定民事权利章，虽然带有我国民事立法的传统色彩，但是它的确显示了民事客体理论对民事权利体系的语境依赖，反而有利于指导民法典分则的编纂。传统民法理论对所有权和有体物的认识不足，其实是未能认识到所有权的中介作用，进一步误导了民事客体理论研究。
例如，第104条规定了物权的客体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以民事客体作为标准区分民事权利，貌似同样以民法体系为理论语境，但是这种民事客体理论实际上仅仅通过现实世界完成客体界定，因此民法体系语境被破坏殆尽。
在有体物之上出现所有权，随之人与物不再直接对立，共同成为了民事权利要素，所有权成为人与有体物之间关系的中介，权利人不再直接拥有有体物，而是享有有体物的所有权，所以有体物成为所有权的客体。民事客体的权利化变脸引起对其理论语境问题的反思，而理论语境问题涉及民事客体的理论思维，即从物化思维到权利思维的转变。
梁慧星教授针对民法典草案提出：本章规定了各种民事权利，其权利客体也就包含在其中。虽然法国民法典以人与财产二元对立为基础，但是它采用了以所有权和有体物为起点、权利衍生的体系构建方法。所有权人和有体物同为所有权的权利要素，很容易在物化思维下被视为二元对立，这无疑使得对所有权的理解重新退回法学阶梯体系的二元化路径上。李建华，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吉林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它们源于对所有权和有体物的认识错误，这恰恰说明以有体物为客体的所有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民事权利现象，所有权的重要性体现为其在民法体系中的基础性，而不是在民法体系中的普遍性。(一)民事客体理论的两种路径：发生体系与演绎体系 从物到权利、法学阶梯体系到学说汇纂体系的质变，绝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现代民事权利和民法理论必然存在大量的历史遗痕和路径依赖，民事客体的物化思维和民事权利类型的实体化倾向是最好的例证。
在体系形式的宏观层面上，权利的现实基础决定了民法体系的基本框架，比如人格权法、身份权法、财产法的三分框架。盖尤斯将有体物和所有权混同为有体物概念，本身已经蕴含了所有权的发生基础，与在无体物之上抽象出的民事权利不同的是，所有权的发生基础是作为现实基础的有体物。
同时民事权利能够成为第二层和第三层民事客体，更直白地体现了民法体系的权利衍生性，是对物化思维的抗拒。(一)民事客体与民法体系的历史关联 罗马法没有明确采用权利概念，其思维方式基本是通过物理解民事权利。
